文化语言学的一部力作

“文化语言学”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不久即掀起了一股股“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由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担任主编，湖北省、武汉市的语言学工作者集体编著的《文化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文化语言学”作为书名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学术专著。1990年初版问世以来，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制订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规划的项目征集要求，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再次组织原书的作者在充分吸收学界同仁的意见和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修改增订，于2000年1月推出了《文化语言学》（增订本）。

近日，武汉地区的语言学界精英济济一堂，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举行了《文化语言学》专家座谈会。本文是与会专家的部分发言摘要。

本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集大成之作，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零散的或局部的论述有一些，全面、系统的研究不多。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和总结了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成果，并构建了一个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框架和系统。

语言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研究语言系统本身，比较忽视对语言实际运用的研究。而事实上，只有把语言置于言语活动的世界里，联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领域进行观察，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它。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开创，仍带有开荒的性质，也是拓展和拓新——它鲜明地亮出了这面旗帜，坚定了这样的研究方向，使之学科化，既总结了既往，又作了新的开拓，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或呼唤了未来，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好书。“难得”在于它所体现的团队精神、务实精神与执著精神。

首先，廓清了文化语言学的性质。该书认为，“文化语言学正是一种关系学科，它研究的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它无意取代本性研究，也不必与语言学的其他交叉学科争夺地盘，更不想凌驾于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上，成为所谓“大学科”。其次，概括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该书概括了三种方法。其中“考察法”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相似，但编者又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显示了它在文化语言学中的特殊性。“比较法”的特点在于它与研究对象的共层性相一致。“分析法”则贵在“外因分析”，较好地将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区别开来。再次，建立了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基本框架。通过这两个视角，准确把握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每一个视角又是多层面的。如从语言看文化，既透视了文化的不同层面，又追寻了文化的发展轨迹；从文化看语言，既能见语言在不同层面的投影，又可观语言流变的足迹。

本书出版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被当作国内文化语言学三大流派中“关系参照派”的代表之一，并被很多高校中文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引为必读书目。

本书既有宏观的理论、观点、方法介绍，又有微观的材料、实例分析。理论因材料而不显高深，材料因理论而不显零碎。整体结构匀称，前后对应自然。内容丰富而新颖，如论述广义的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涉及人名学、地名学、避讳学、古字学、体态语、借词、语言禁忌、语言游戏、儿童语言习得等诸多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每章后面所附详细的注释和丰富的参考文献，既显示了编者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又为读者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提供了线索，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

《文化语言学》的问世，代表着一个语言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社会大转型的必然产物。文化语言学在20世纪80－90年代能够大发展，成为“中国潮”，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有两次大转型。一是春秋战国之际，由田地公有的生产型社会向土地私有的社会转型，出现了“百家争鸣”，导致秦汉后，中国成为政治型社会；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才真正转向了经济型社会。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国内外各种交往十分频繁。语言是交际工具，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语言学》一书是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的哲学思考来研究语言问题，可以说是语言哲学的专著，它通过湖北武汉地区一批语言学研究的精英人才，十年磨一剑，把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凡是一门真正的科学，都必须同时具有“三性”，即独创性、系统性及实用性。用这“三性”来衡量《文化语言学》，可以说完全具备这些优点。

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语言学名目繁多，流派纷呈，有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等等。而此书则另辟蹊径，名之曰“文化语言学”，这确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有开创之功。

这部著作具有系统性，在可资借鉴成果不多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框架。总论中界定了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化；上编论述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从中发掘了诸多的文化内涵；中编论述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从中揭示了文化对语言的诸多影响；下编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专题探讨，虽各自成篇，但围绕中心论题，展开论述，解决了语言与文化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中国语言学研究有个好传统，就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如果说，50年代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是文化语言学初期的开山之作，那么，90年代初版、2000年增订再版的《文化语言学》则奠定了这一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该书通过对文化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建构了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现状作了精到的分析。

为修订本所增补的下篇，值得特别称道。12个专题，论及句法、词法、修辞、文字、双言双语以及计算机等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就语言与文化的“符号——管轨”关系作了透彻分析，既是对上两篇的深入，也是对某些棘手问题（如“很＋名词”）或习而不察问题（如“吃＋名词”）的一个解答。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变化对词汇的影响比较突出，学界研究得也比较多，而对于语法则很少有人关注。因此，从语法结构与人文背景的角度细加辨察，将其探个究竟，就显得格外重要。

《文化语言学》讲理论讲得很平实，很周备，建立起了一个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顺着“语言——文化的符号”、“文化——语言的管轨”这两根线索，本书展开了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讨论。从上编和中编标出的细目可以看出，这本书的著者们考虑问题非常深入、也非常周到细致。这两编的内容，既有理论的概括，又有事实的发掘；既充分吸收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著者们自己的研究心得。下编则由十二篇专题研究的文章组成，展示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们研究文化语言的最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做了很多“温故”的工作。本书的第一版已有“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小史”一节，现在出版的增订本又增加了“1988—1998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一节，全面检讨了中外学者研究文化语言的历史。这些，对于初学者有指示门径的作用，资深的专家们也可以从中吸取营养。

《文化语言学》（增订本）是一部集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好书，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做到了三个“统一”。

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的统一。该书牢牢把握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着力进行双向研究，正由于该书准确地把握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因而上编（语言——文化的符号）、中编（文化——语言的管轨）和下编（语言与文化——关系专题探讨）才会有深刻全面的阐述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共时描写与历时追溯的统一。《文化语言学》一书特别注重共时与历时研究方法的并用，将共时的点与历时的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全书材料翔实，说理透彻。

兼容各家与自成体系的统一。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语言学大致有三个派别，《文化语言学》一书自称属于“关系参照派”。但从这本书的整体内容看，它一方面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来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在很多方面涉猎了本体认同派和交际教学派所强调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本体认同法的尝试，而“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等则是运用了交际教学派的研究方法。所以我们说本书是兼容各家的一部书。

本书各编的章节紧扣宗旨、互为呼应，构成了总论与分论相辅相成的一个严密体系，充分体现了编者高深的理论水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语言要向纵深研究，就要研究文化。中国语言的特点是使用表意文字，这种文字与文化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其不像拼音化后的西方文字，容易出现文化断层。

汉语语法具有显性规则少、隐性规则多的特点。研究隐性规则就要多联系文化背景，《文化语言学》中的《“很＋名词”的语言文化问题辨察》就作了可贵的探索。

计算机语言需要程式化的语言描写需要研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语言更要研究。语言学要普及，让中学生对语言感兴趣，不能只教那些名词本语，还要激发其观察语言的敏感性。